自从在一九七六及一九七七年当中维持损益两平的局面后，我现在已经开始稳定地获利了。以前，当我凭着小道消息或是自己的直觉进场交易时，只要市场發生任何意料之外的状况，我就好像陷入了从未涉足，不知名的土地上一样孤立无援。但是现在，我每天晚上固定研究技术图形、回顾并更新趋势线、计算移动平均指标、推算出价格的转折点、设定我的进出场价位，这些动作都使我充满自信，就像一个棋手在棋盘上依照自己的想法来移动棋子，并随时都能预见接下来的五、六、七步可能要怎么走。我的操作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我用一種更聪明的方法交易。研究市场的过程成为我内心的一项力量来源，一个能够帮助我将头脑中潜藏的智慧与能力充分发挥的东西。它帮助我做出更好的决策。你不能呆呆地站在原地不动，你没有足够的时间仔细思考，必须马上决定要进攻还是要撤退，要加码还是要把部位砍光。拥有一套操作方法给予我更多的力量，因为在心中，就能够看清楚我所做的每一个动作。这套方法让我有足够的自信心在必要时马上扣下板机，做出决定。
取得会员席位
在一九七九年第一季当中，我的营运资金累积到五万美元，这已经是我所需要资金的半数了。毫无疑问，我深信能够在一九七九年的第二季再赚到另一个五万美元。到时就该是展开下一个阶段工作——取得某个交易所会员席位的时候了。
一九七三年，芝加哥选择权交易所成立，专门交易各種挂牌的选择权。它的快速成功促使其他交易所，像太平洋证交所、费城证交所，以及美國证交所，都开始努力增加选择权契约成交量，以期能够在选择权市场中分一杯羹。根据我的计划，我考虑搬到芝加哥去，但是如果我可以在美國证交所取得会员席位的话，又何必非要离开纽约搬到芝加哥去呢?巴布·傅利曼(Bob Friedman)是蒙哥马利证券(Montgomery Securities)一位知名医疗用品产业分析师，也是我的旧识。我们曾经一同在一九七六年组成《法人投资者杂志》(Institutional Investor Magazine)的“全美研究团队”(All America Research Team)，所以我们常在会议中见面。有一天傅利曼向我提起他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叫丹尼·魏斯可夫(Danny Weiskopf)，是一个在美國证交所工作的作价者。当我告诉傅利曼我想要买一个会员席位时，他就把我介绍给丹尼。丹尼·魏斯可夫负责交易的是贝里娱乐公司(Bally Entertainment)的选择权，这是当时交易场内最热门的一档选择权，当我去见他时，他正忙得像个正在照顾四胞胎的奶妈似的，所以他就把我转介给海斯·诺尔。海斯为丹尼工作，年纪大约和我相当，而他从一九七年起就已经在交易场内工作了。像我一样，海斯也沉醉在技术分析的领域中，而且，他也和我一样希望能够操作自己的资金。我们很快就变成好朋友。每周中总有那么几天，我会告诉在赫顿的秘书贝佛莉·史耐德(Beverly Schneider)说我要出去吃一个长时间的午餐，然后直奔交易所。我在访客柜台登记，拿到一个临时访客证，然后柜台就会广播：“海斯·诺尔!海斯·诺尔!前面柜台有你的访客。”海斯下楼来，然后我就戴上访客证跟着他进到交易场内。在那几次拜访中，我就像陆战队似的侦察着这个新环境，思考着我要如何在这里求取生存。我会跟在诺尔身后十尺之处，看着他如何作业，观察周遭的地形，记下谁是负责什么契约的交易，谁又是哪里的职员，电话在哪里，厕所又在哪里。“马提，你一开始应该先租一个会员席位。”有一天海斯对我说。“这样的话，你可以省下一些资本，直到确定你做得来时再说。”“这是个烂主意!海斯，”我说。“我已经确定我可以做得来了。我就是要买下一个会员席位。”想拥有会员席位必须直接向交易所办理买卖事宜。交易所会从中收取一笔为数不少的佣金(他们喜欢称之为“转换费”〈Transfer fee〉)，而会员席位的行情也分买盘和卖盘。交易所总是有空下来的会员席位可供买卖。在一九七九年夏天时一个席位的买盘大约是八万五千美元，卖盘则大约是九万美元。这表示我大约可以用九万美元买到一个会员席位，另外再加上二千五百美元的转换费，但是首先我得先登记成为全國证券交易商协会认可的合格交易商，并且上过美國证交所的一项如何操作选择权的课程。到了六月底时，我已经赚到了十万美元，我已经准备好开始行动了。
英雄式的离职
我迫不及待想要从赫顿公司离职。在几乎长达一年的时间当中，我把工作设定在“自动定速驾驶”的状况下，告诉贝佛莉挡掉所有的电话，躲在我的办公室里，关上门，打开报价器，然后开始交易。我一天中曾经执行过三、四、五，甚至六笔交易。
在我的办公室里装一部即时报价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是赫顿公司里惟一拥有个人报价单机的证券分析师，这部报价单机是我在一九七七年跳槽到赫顿时和他们谈的条件之一。在我最早的几份工作当中，整个研究部门都只有一部报价单机，而且还被设在大厅里。我总要不断地走去看那部机器，老板们就会看到我一直站在大厅里看报价，然后开始怀疑我到底在搞什么东西。我很久以前就学到华尔街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如果你想要增加收入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工作。华尔街老板的定律就是付你愈少薪水愈好，只要能够把你勉强留下来就可以了。但当有其他人需要你时，他们就会愿意付更高的薪水，因为这是你换工作的惟一理由。当我开始受到赫顿的法人研究部门负责人丹·墨菲(Dan Murphy)的青睐时，我发觉可以向丹要求在我的办公室里装上一部报价单机作为我到职的条件之一。就这样，我可以在别人不知情的状况下随时掌握市场动态。
我觉得要去告诉丹我要离职的最好时机是星期一的早晨，一周和一天刚刚开始的时候。我选择了七月九日，星期一的早晨来做这件事。若根据我的直觉，我会直接走进他的办公室，告诉他我要辞职，然后马上走出他的办公室。这是人们在华尔街的办事方式。但是奥黛莉建议我采取一个不同的作法。
“巴奇，对丹据实以告，告诉他你计划要做的事。让他知道你不是要跳槽到另一家公司去，你只是想出去当一名操盘手，经营自己的资金。他会尊重你的想法。如果有一天你还得回去的话，让他留下个好印象是有利无弊的。”
所以，当我进去见丹·墨菲时，我说：“丹，很感谢你在赫顿对我的照顾，但是我已经决定改变我的生涯规划。我九年半以来一直都在担任证券分析师，我去年刚刚结婚，希望建立一个家庭，再也不想到处作商务旅行了，这不是我想要过的日子。我一直都想要成为一名企业家，自己当老板。所以现在，我想要成为一名操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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